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意义 -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中央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推动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1] -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是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条件下实现的[2] -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有助于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中抢占先机[3] 制度型开放的内涵与举措 - 制度型开放注重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与国际高标准接轨，构成开放的整体体系[4] - 推进制度型开放需推动RCEP全面实施，积极推进加入CPTPP和DEPA进程，提升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能力[5] - 加快数字贸易、绿色低碳、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规制改革，构建符合国际标准的规制体系[5] 开放领域的拓展与深化 - 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22个自贸试验区构建覆盖东西南北中的全面开放格局[7] - 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电信、医疗、教育等服务领域将进一步扩大开放[8] - 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转型领域成为全球竞争新高地，2024年我国数字贸易保持良好增长势头，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表现亮眼[8] 高能级对外开放合作平台建设 - 以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为代表的高能级开放平台成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重要窗口[8] - 平台布局从沿海领先向东西协同延伸，沿海打造标杆性平台，内陆强化通道型、枢纽型、产业型平台建设[9] - 高能级开放平台围绕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绿色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全球布局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10] 开放与安全的动态平衡 - 金融安全是统筹开放与安全的重点领域，需健全宏观审慎管理和风险预防体系，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与预警机制[12] -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确保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根基，要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构建自主可控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13] - 数据安全是新兴领域风险防范重点，要积极参与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健全重点领域数据安全保障制度[13] 提升制度供给与优化营商环境 - 提升制度供给质量，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环境标准、数字经济等领域推动国内国际制度对接[15] - 扎实推进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压力测试，在跨境数据流动、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等方面先行先试[15] - 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推动电信、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15] 促进贸易投资高质量发展 - 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积极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加快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16] - 提升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水平，支持企业利用数字平台拓展国际市场[16] -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推动重大外资项目落地实施，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合作[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