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目标 - 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对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创新驱动逻辑[2] - 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针对消费率偏低的现实，意在通过扩大消费增强内需拉动力[2][3] - 内需既包括消费也包括投资，政策并非只要消费不要投资，同时提到保持投资合理增长[3] 消费提振路径 - 扩大内需最直接办法是让已具备支付能力且有消费意愿的群体能够顺利消费，例如清理汽车、住房限购等不合理限制性措施[4] - 汽车、住房作为大宗消费代表，带动作用最为直接，见效更快、关联更广[4] - 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至8000元至1万元，并适度下调45%最高边际税率，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有效办法[5] - 个税占税收总收入比重大约8%，45%边际税率覆盖人群极少，下调后对财政影响可控[6] 投资策略方向 - 新型城镇化仍然是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很多，涉及2亿多人，解决其公共服务问题需要大量投资[3] - 投资要“见物又见人、物上要见人”，既形成实物工作量，又直接惠及城乡居民[9] - 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引导资金投向教育、医疗、养老、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领域[12] - 有效投资范围更广，并非所有政府投资都要以微观效益为标尺，公益性民生项目缺乏市场回报但政府应该投入[13] 民间投资与市场环境 - 当前首要任务是稳定民间投资，宏观经济层面需经济企稳回升改善增长预期[15] - 法律制度层面需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确保民营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15] - 放宽准入，国有资本应向“三个集中”领域集中，传统行业可适当退出为民营企业留出投资空间[16] - 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具有收益的铁路、核电、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新建项目[16]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 “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标志其由一般性工作要求上升为紧迫任务[17] - 需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优化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生产地和消费地利益分享[19] -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要求政府回归本位，减少对企业行为的干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