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贷新规实施后银行合作策略的转变 - 2025年10月1日助贷新规正式实施后，商业银行与助贷机构合作关系发生静默而迅速的重构[1] - 新规实施前银行合作白名单曾多达数十家，但新规后多家区域性银行如乌鲁木齐银行、龙江银行相继压缩或终止互联网助贷合作，部分银行甚至将合作机构名单清零[1] - 以亿联银行为例，其2025年6月公布的白名单数量较2024年11月骤减84%，显示银行在新规落地前已主动收缩合作范围[1] 银行合作模式的具体变化 - 乌鲁木齐银行公告自10月1日起已停止开展合作类个人互联网消费贷款[3] - 龙江银行按新规公布合作机构名单，但名单中唯一的助贷机构状态标注为“已停止合作”[3] - 珠海华润银行采取“项目制”白名单细化合作边界，合作机构分为平台运营机构与增信服务机构[3] - 承德银行仅披露与蚂蚁、京东旗下部分公司的合作，显示出银行对合作方的选择日趋谨慎[4] 银行风险逻辑转变的驱动因素 - 新规要求银行将增信服务费计入综合融资成本，并确保符合司法保护的利率水平，直接触及助贷业务的核心盈利模式[7] - 即使合作机构名义利率低于24%，但过去通过捆绑销售、隐性收费等方式可能使实际成本远超监管红线，银行难以持续监控[7] - 新规要求银行将增信服务机构增信余额纳入统一授信管理并定期评估代偿能力，助贷业务快速发展可能对银行资本充足率造成压力[7] - 部分中小银行资本实力较弱、风险吸收能力有限，新规实施后可能面临更高合规成本，不良贷款率上升会直接侵蚀银行资本[8] 行业格局重构与机构应对策略 - 助贷行业呈现“马太效应”，合作机构主要集中在蚂蚁、京东、度小满等头部平台，凭借生态布局和技术实力成为银行首选[9] - 中小助贷机构缺乏数据积累和风控能力，难以满足银行严格合作要求，开始寻求差异化路径如深耕垂直场景、强化技术输出或区域化经营[9] - 助贷机构商业模式发生变革，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依赖利差收入转向技术服务和数据赋能，探索与银行更深度的合作模式如联合风控、数据共享[9] - 银行从“求量”转向“求质”，部分银行开始加大科技投入，通过自建团队或与科技公司合作提升数字化风控水平，避免自身风控能力空心化[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