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股市上涨驱动因素 - 2025年中美股市均显著上涨，但驱动因素不同：中国股市上涨主要源自风险溢价下降和市场预期改善，企业盈利增长贡献较小；美国股市上涨有企业盈利贡献，但风险溢价处于极低水平且上涨集中在科技巨头“7姐妹”[2] - 中国实体经济表现疲弱，GDP平减指数连续9个季度负增长，反映总需求疲弱，股市与实体经济出现分化[2] - 人工智能发展是影响两国风险溢价变化的关键因素，DeepSeek等突破提升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创新能力的信心，而对生产率提升的乐观预期驱动美国股市上涨[2] 金融周期与资产配置 - 金融周期下行阶段，房地产调整和债务紧缩导致需求疲弱，同时租金等成本下降促进供给改善，总需求不足带来宏观层面的“超额储蓄”[4] - 储蓄配置方向取决于市场信心：信心不足时配置国债导致无风险利率下降，信心上升时增加风险资产配置推动股票价格上涨[4] - 中国当前处于金融周期下行调整，去杠杆带来储蓄增加，对创新能力的重新认知促进了对科技类风险资产的配置[5] 债务负担与融资结构 - 中国企业和家庭部门还本付息相对于GDP和新增贷款的比例仍处于高位，债务负担化解是拖累需求的重要因素[5] - 现代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下，去杠杆导致新增贷款需求乏力，债务人还债给银行后难以形成新的总需求，需要财政扩张等外生力量打破僵局[5] 人工智能竞争格局 - 美国限制对华先进半导体出口旨在拖慢中国AI发展，但市场对中国创新能力的重估与AI突破有关，中美在AI模型和专利数量上呈现并行发展态势[6] - DeepSeek实现了“用7纳米芯片做4纳米芯片的事”，通过算法架构改善弥补算力约束，而非单纯增加算力投入[6] - 中国在AI人才方面具有优势：虽然在美国工作的AI研究人员较多，但在中国读本科的人数大大超过美国，且近期在中国工作的人数呈上升趋势[6] 规模经济与AI发展 - DeepSeek突破改变了AI研发需要大机构的规模定律认知，通过算法优化提升算力边际产出，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算力投入[7] - 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和人才规模优势方面突出，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上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和人才池）促进创新生态发展[7] - 规模经济效应意味着大模型未来发展仍将由大国主导，中国在这方面具有竞争优势[7] 贸易结构与外循环变化 - 美国新关税政策导致中国对美出口较去年同期降低25.7%，但中国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4%，主要带来贸易结构变化而非总量下降[10] - 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核心优势是相对完备的产业链体系和规模经济效应，而非单纯劳动力成本优势[10] -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占比明显上升，以“新三样”为代表的绿色产业占比上升尤为明显，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加的主要是资本品和中间品而非消费品[11] 资本流动与对外投资 - 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明显下降，同时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占比增加，绿色产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重在2024年接近50%[11] - 外循环模式出现新变化：从出口消费品给美国并持有美国国债，转向向新兴市场出口资本品和中间品用于当地投资，对外资产形成体现为银行贷款和企业出海投资[12] 内需促进政策 - 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研究实施个人信用救济政策，对于疫情以来违约在一定金额以下且已归还贷款的个人违约信息，将在征信系统中不予展示[14] - 财政扩张可直接作用于消费需求，特别是以生育、养育、教育等民生问题为中心的财政支出，对改善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和促进消费具有较高乘数效应[15] - 科技进步既增加了改善社会保障的必要性也为此提供了资源，财政扩张改善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可有效利用总供给相对总需求过剩的资源[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