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研究主题与关联性 -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霍伊特（KAH），其研究核心为"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 [1] - 该获奖主题被认为与中国推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密切相关 [1] - 2024年获奖者阿西莫格鲁、约翰逊与罗宾逊（AJR）的研究领域与KAH高度重合，均涉及"创新与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连续两年颁奖给同一领域学者在经济学诺奖历史上极为罕见 [10][11] 工业革命成因的学术演进 - AJR早期发展并因"制度优势论"获奖，但该观点受到学界批评，难以解释工业化为何很快从英国扩展到整个西欧 [12] - 莫基尔获奖的关键在于其提出工业革命发生需"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能够被充分创造、积累、传播并相互结合，强调英国与欧洲特殊的政治与文化环境更有利于两类知识形成良性循环 [12] - AJ在2023年出版的《权力与进步》中反思并修正了自身观点，承认制度仅是"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并提出了整合地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更全面动态的解释框架 [13][15] - AJ的新框架强调英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与"新愿景"的形成是工业革命的关键驱动力，指出工业革命本质是"中产革命"，由中北部英格兰的"新贵"企业家驱动 [16][17] 创新与共享繁荣的关系 - 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的技术进步并未带来共享繁荣，创新的好处主要被资本和权力阶层获取，而劳动阶层面临失业、收入降低及工作环境恶化 [21] - 二战后主要发达国家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技术进步惠及劳工阶层的少数例外 [21] - 在美国，对于没有大学文凭的男性而言，实际工资收入自1970年代起长期停滞，贫富差距扩大 [22] - 与AI乐观派不同，AJ对人工智能能否带来共享繁荣表示怀疑，并呼吁提前应对其潜在冲击 [23] 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悖论与解释 - 全球多国TFP自1960年代后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美国TFP从1940年代开始下降，仅在1980-2000年间短暂回升 [26] - 中国在2010-2019年间，TFP的贡献从之前十年的年均3.1个百分点下降至1.1个百分点 [27] - 菲利庞在《大逆转》中发现，2000年后的美国超级明星企业对实体经济和上下游企业的贡献减少，尽管其规模与财富增加，但对TFP的贡献却在减小 [27] - 阿吉翁等人的研究指出，超级明星企业在加大自身创新的同时，会通过阻碍追赶者创新（如大量购买并封存专利）来维持优势，导致普通企业创新激励不足，最终拉低整体经济的创新与增长 [28][29] - 利率环境的变化影响了企业行为，2000年后更低的宏观利率促使领先企业为巩固地位而创新，但这反而打击了普通企业的创新，导致产业集中度提高而总创新下降 [30][31] 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启示 -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警惕过度扶持领先企业可能拉大其与追赶者的差距，导致更多企业选择减少创新投入 [33] - 提高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并非"一枝独秀"，而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降低准入门槛，限制大企业滥用专利保护，鼓励知识技术的传播与扩散，以缩小领先企业与追赶企业的差距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