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政府能力提升 - 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政府处理公共服务的效率与能力 例如北京市12345热线利用智能系统处理每日约8万件市民诉求 实现了99%的回复率、96%的解决率和97%的满意度[6] - 智能技术降低了政府的信息处理成本 系统能将语音实时转为文字 自动将诉求归类至2000多个标准化目录 并智能匹配承办单位[6] - 数字化反馈与监督机制（如“好差评”系统）有效改善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激励机制 形成了线上线下处理闭环[7] 政府经济调控与监测能力增强 - 数字技术使政府经济调控的“颗粒度”更细 能够获取实时、具体的点位数据 例如通过覆盖85%在用设备的“挖掘机指数”来精准判断不同阶段（如打桩、封顶、内装）和类型（大、中、小型项目）的投资活跃度[8] - 政府利用此类高频、细节数据验证宏观趋势 改变了以往依赖汇总数据可能导致信息失真的情况[8] 政府通过提供“场景”配置资源 - 在数智化产业发展初期 政府控制的“落地场景”成为关键的资源配置手段 例如电动车产业起步时依赖地方政府提供的公交系统场景[9] - 在智慧城市、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 政府通过开放其管理的公共场景或空域资源 对产业发展拥有重要影响力[9] - 在人工智能和数据要素领域 政府的“给场景”行为为企业提供了学习迭代的机会 是调控产业的重要手段[9] 市场与社会的能力同步提升 - 数字时代 市场与社会解决需求的能力同样在提升 在某些领域可能比政府做得更好、更有效 例如大型读书平台在书籍丰富度和更新速度上远超政府设立的无人图书馆[11][12] - 微信读书等市场平台拥有上亿读者 年均读书十本以上 内容多元且更新迅速[12] - 对于社区服务、宠物找寻、设备维修等非政府职责范围内的需求 市场和社会化服务已能有效解决[11] 政府配置资源的潜在问题 - 政府通过“给场景”配置资源时 存在干扰市场公平竞争的可能 例如在审批中偏向特定企业[13] - 大数据和AI项目的技术复杂性可能成为权力不当使用的“掩护” 例如官员通过设置特定技术条款为关联企业量身定制招标条件[13] - “数据权力化”风险存在 即官员通过掌控数据采集、存储和交易审批权形成权力链条[13] 数字时代的合作治理新模式 - 数字技术催生了超越“政府-市场”二分法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 其特点是信息透明、规则透明、行为可监督[14] - 合作治理允许存在多元规则 如开源社区、技术社群、平台规则等局部治理秩序[14] - 治理体系可能演变为“普遍性硬规则”与多种“局部性软规则”共存并相互支撑的形态[14] 合作治理实践案例 - 平台可对用户诉求做出快速反应 例如小红书平台在用户质疑AI协议条款后 于五天内三次修改协议并获认可 速度快于政府出台硬规则[15] - 存在基于利益相关者共识的治理空间 例如罕见病“病友网” 患者为加速药物研发自愿共享疾病数据 与医药公司、研发机构等共同形成有规则的治理空间[15] - “可信数据空间”的概念可简化为愿意共享利益与数据、遵循共同规则的合作模式 不一定需要极其严格的技术标准[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