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发展轨迹 - 2008年入职花旗银行成为伦敦最年轻交易员 3年内跻身全球交易规模最大操盘手之列 日交易额达数千亿美元 [3] - 2009年通过外汇掉期交易为花旗赚取1200万美元 成为首位入职第一年达成此业绩的交易员 [14][17] - 2011年押注利率不会上升 通过欧洲美元产品交易单周盈利数百万美元 全年为花旗赚取3500万美元 [26][28][29] 交易策略与市场洞察 - 发现盈利核心在于当市场集体误判时保持正确判断 通过价格与价值偏离获利 [18] - 2011年识别出经济结构性危机：财富从普通家庭和政府流向富人 中产被掏空导致经济无法复苏 [23] - 利用市场非理性恐慌进行反向操作 例如日本地震后先做空后做多 单次事件获利1600万美元 [28][29] 金融危机中的业务机遇 - 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后银行间拆借停滞 外汇掉期成为唯一可行借贷方式 价差急剧扩大 [13] - 花旗STIRT部门通过外汇掉期业务获得巨额利润 例如单笔2.4亿瑞典克朗交易3个月获利70万美元 [13] - 部门获得特殊豁免权允许所有交易员开展相同交易 形成集体盈利模式 [15] 行业生态与制度问题 - 金融精英多来自富裕背景 将经济简化为数字游戏 缺乏对现实经济的认知 [18] - 银行通过递延股和奖金条款限制交易员离职 需通过长期抗争才能兑现收益 [36][37] - 东京办公室存在人员冗余问题 交易员沉迷娱乐场所 市场活跃度低导致交易机会稀缺 [34] 职业转型与公共倡导 - 离开金融业后进入牛津大学研究经济不平等系统性问题 [40] - 通过YouTube频道和专栏文章揭露金融体系被操纵的本质 倡导富人征税和制度改革 [40][43] - 出版回忆录《交易游戏》揭示市场运作机制并为弱势群体发声 [3][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