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园开放性的历史传统 - 现代大学的雏形如博洛尼亚法学院允许学生、学者等社会人士自由进入参与学术讨论，早期大学是分散在城市中的建筑集合，没有物理边界将大学与社会阻隔[5] - 文艺复兴时期，大学作为人类先锋团体最早进入世俗化过程，其核心功能逐渐向女性、异教徒、外国人等外界开放，学术世界走向“世界主义”[7] - 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北京大学作为国立大学，市民和学生可随意进入旁听课程，校园操场和图书馆是公共空间，对全社会开放[9] - 清华大学在1928年改为国立后也开始向市民开放，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是北平市民的春季郊游胜地，相约游清华是一大风尚[12] - “开放”的传统自现代大学在中国生根以来就被完整继承，从1898年一直延续到2020年，期间即便在西南联大战时安全需要下也未完全禁止市民进入[11] 疫情前大学校园的开放盛况 - 学生群体中流行“串校”活动，包括串校听选修课、去隔壁学校图书馆自习、在同学宿舍打牌、与社会人约在学校打篮球等，“吃了多少所大学的食堂，在几所大学的体育场打过球”甚至成为一种攀比资源[13][14] - 社交媒体平台如校内网（人人网）曾出现“学院路最值得听的选修课”排名和“帝都最值得吃的高校食堂”排名，推动了跨校交流[14] - 高校发起的校内论坛、球赛、大型社团活动、校园演出等很多都对外开放甚至卖票，好事者会提交至豆瓣同城活动，例如人民大学动漫社在校园内举办向全社会售票的“临界”漫展，摆数十个摊位并有综合性cosplay演出[15] - 2010年北大学生将《此间的少年》拍成电影并在北京高校联映，每次开票即售空，观众可在高校礼堂观看后与朋友在食堂约饭，形成独特的青春文化体验[21][22] - 这种开放氛围下曾出现“旁听哥用四年读四所名校”的奇迹，体现了学术资源的共享与流动[25] 疫情后大学校园管理政策的转变 - 短短3年时间，大学关闭了打开了130余年的门，管理政策从开放转向封闭[2][27] - 后疫情时代，部分高校响应号召重新打开校门，但更多学校采用登记预约、限制人流等方式延续非常时期管理，甚至有学校出于管理成本等原因至今大门紧闭[25] - 年轻一代逐渐习惯了出校需向辅导员报备、带人进校需有合适理由的“安全”管理方式，只能刷学生卡使用食堂、图书馆、运动场等设施[25] - 出现“大学校园凭什么让外人进”的讨论，封闭式管理被认为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保护，几年前的开放日常如今被部分声音视为“极端”[25][30] - 有观点认为高校大门紧闭可能是尝到了封闭式管理减轻日常负担的甜头，而非完全基于安全考量[27] 当前关于校园开放的争议与现状 - 在社交媒体讨论中，有声音认为呼吁大学开放的人多是在附近购房、因大学资源付出溢价的群体，其动机与开发商降价后“房闹”类似，并认为现有的预约制度已足够[26] - 艺术类高校如央美的毕业展成为为数不多面向社会的高校活动，但当其变成“遛娃好去处”并引发公众对艺术品头论足时，也出现了“大学能不能关上门办展”的呼吁[24] - 美院展厅被视为撑着大学对外开放之门的最后一根门撑，其未来的开放与否可能象征一个时代的终章[24] - 封闭管理营造了一个物理意义上的象牙塔，但同时也阻隔了文化、声音以及“我”之外的“你”，对开放的恐惧被视为一种大家长心态下的焦虑，担心失控和入侵[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