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税政策背景 - 美国政府于4月2日公布激进"对等关税"计划 4月9日授权对未实施报复性关税的国家实施90天关税暂停措施 期间将关税大幅降低至10% 但对中国的关税上升至145% 随后豁免手机 电脑 内存芯片等电子产品的关税[1] - 特朗普认为关税政策是保护美国制造业的"有力武器" 并可推动边境安全等政策目标 更被视为解决美国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并存问题的有效手段[1] 贸易赤字现状与结构 - 美国是世界最大贸易逆差国 2022年货物贸易逆差达1.3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10.89%创历史最高 2024年逆差为1.29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12.57% 自2021年起逆差持续维持在1.1万亿美元以上 2025年前两个月逆差2891亿美元 同比增长58.30%[3] - 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常年顺差 2023年出口服务10266亿美元 进口服务7482亿美元 实现顺差2784亿美元 相当于当年货物贸易逆差的21.5%[9] - 美国高科技公司具有垄断地位 体现为GNP长期高于GDP 2017年差值峰值突破3200亿美元 2024年下降至776亿美元 主要因贸易战导致中国欧盟加征报复性关税 打击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当地市场的销售和利润[11] 财政赤字现状与结构 - 2025年联邦预算赤字达1.781万亿美元 占预算总额23.9% 预计占GDP5.9% 较2019年赤字规模0.984万亿美元(占预算20.5% 占GDP4.6%)明显恶化[5] - 利息支出成为财政预算中增长最快支出项 从2019年3630亿美元激增至2025年预计9650亿美元(占联邦预算13%) 超过国防支出9000亿美元 主因是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从2019年2.14%升至2025年4月18日4.34% 同时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6.22万亿美元[6] - 2025年预算构成中强制性支出占60% 可自由支配支出占27% 利息支出占13%[5] 关税政策效果评估 - 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华贸易摩擦使美国对进口中国商品平均关税税率从2018年初3.1%大幅提升至2019年9月21%左右高点 2020年3月降至19.3% 中国对进口美国商品平均关税税率从2018年初8%提升至2019年9月21.8%高点 2020年6月降至20.7%[18] - 经过七年后2024年中国贸易顺差仍高达3190亿美元 仅比2017年下降767亿美元 显示对华"对等关税"并未显著降低贸易逆差[2] - Upenn Wharton模型预测若所有宣布加征关税都实施 未来十年年均关税收入预计2900亿美元 虽较2024年830亿美元大幅上升 但仅占2024年财政赤字1.859万亿美元的15.6%[2][21] - 加征关税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导致需求下降 预计进口额将从27.7万亿美元缩减至19.6万亿美元 关税收入从9.8万亿美元降至2.9万亿美元[20] 经济结构性因素分析 - 美国消费占GDP比例达67.9% 高于高收入国家58.7%和OECD国家60.4% 更大幅高于中国39.1% 高消费模式导致储蓄率持续偏低 形成储蓄-投资缺口[14][16] - 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占比高达58% 远超欧元20% 日元5.6%和英镑4.8% 使美国能以极低成本发行国债为财政赤字融资[16][17] - 美股科技七巨头市值较2013年初累计上涨1184% 标普500上涨279% 股市上涨带来财富效应进一步支撑高消费[12] 政策潜在风险 - 关税政策可能引致他国报复性行动 如欧洲表示将对美国科技企业利润征税 日本4月15日对谷歌发起反垄断调查 可能导致美国服务顺差下降[21] - 科技企业收入减少和利润下降可能引发股价下跌 财富减少将导致美国人消费能力下降 虽然可能使贸易逆差下降 但非美国期望结果[21] - 关税壁垒推高全球供应链成本 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 通胀压力对低收入群体造成冲击 加剧社会政治风险[22] 结论性观点 - 关税政策只能作为结构性失衡的短期应对手段 通过进口替代 谈判筹码和制造业回流等方式在短期内或局部调整贸易结构 但难以根本改变贸易逆差形成机制[17] - 长期而言关税政策无法根治"双赤字"问题 贸易逆差本质是美国高消费模式结果 财政赤字源于结构性支出扩张与政治博弈 2024年关税收入仅占联邦预算2% 对财政基本面影响微乎其微[22] - 若无配套结构性改革如缩小贫富差距 提高储蓄率 优化税制和控制支出等 关税政策对财政改善作用将越发有限[22]